在这一点上，严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林安梧：总的来讲，可以拿出一年时间，做广义的汉语音韵、文字、训诂方面合起来的学问，或者说就是汉语的语义学吧。这样子下来，牟先生他们努力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从心性之学开出现代化，所以才有了所谓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才有了牟先生的整套理论。

  [85]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卷1999年版，下卷2000年版。王泗原《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女，美女，以喻贤者。我专门考察过，在中国古代，不光是存和在分开的用法，存在合起来的词语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至少唐代就有了，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我现在不能确定，但是我找了很多材料，而且专门分析过。比如《般若心经》的现代白话文的翻译，直接从巴利文或梵文翻译过来的，和从古汉译再翻译过来的，那是很不同的。它是一整套正义论，或者制度伦理学，或者广义伦理学。

黄玉顺：那生出来的就是骡子。学界有异议，但是我觉得儒教作为宗教没什么可争议的。当前各国政治学界开始将市民社会对于政治行政的监督和制衡，视为广义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2]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2页。  不过，在他进一步的论述中却表明群体对个体言行最严重的干涉，往往由政治行政权力所为。而相对于市民社会以舆论风化等柔性方式发挥作用，政治国家则主要是依靠行政执法、乃至军队、法庭等刚性方式发挥公权力的作用。  [46][英]哈耶克：《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公共论丛·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64页。

而后两个层面的群己权界既相对独立，不能互相取代，又密切相关，互有交叠。  [44]严复对卢梭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讲义》和《民约评议》中。

  [26]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页。  [⑩]当代思想家所勾画的超越民族国家理论，正是寻求国家之外的另一种建制化的生活共同体模式。  （三）群：与政治国家分立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   上述两种意义上的群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在近现代学术中，社会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细分，以群指代的社会也有了另外的涵义。但在事实上，这两个概念的混用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存在现实危害。

他曾在《政治讲义》中专门指出：   盖政界自由，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由不同。那么，在国家社会的意义上，群被严复称为国群,更具体地说，他所谓的国群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以来出现的现代民族国家（modernnation-state）。然而，不论严复，还是当前的相关讨论，都未从学理上澄清不同层面群己权界的内容，因此造成了研究阐述中的淆乱和认识的偏误，有必要加以明辨。  [28]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者序。

仆前译穆勒《羣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或借助社会舆论等世俗力量，或自己充当流俗纲常伦理的强力维护者，由此介入市民社会，干涉个体言行自由。

  四、政治国家层面的群己权界   国群所包含的国家乃是与市民社会分立的狭义政治国家，而其现实的实体形态就是政府。[34]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将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体视为异端，将其得罪于俗之深，不仅蒙讥而己，行且以彼为狂人，甚或夺其财产，畀其戚属，使为主之。

要知道，严复所言清议不仅仅指社会群体对于个体道德言行的舆论，而且也指民间对于政事的议论。  [21]高全喜：《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还要读穆勒》，参见孟凡礼译《论自由·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在他看来，在政府之外，保有个体对政事的不同论议，这不仅是个体自由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可作为他山之石促进国家行政的完善。由此至今，群己权界已成为中国思想界探讨现代自由以及群己关系问题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尽管人类社会不一定都是国家，国家也并不是社会存在的唯一形态，[⑩]但这都不妨碍，国家也是一种群，只不过国家社会，收窄了广义人类社会的外延，且赋予了人类社会更多的内涵，也即人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靠伦常习俗维系的生活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一种广义地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  三、市民社会层面的群己权界   严复尽管没有从学理上明确地将社会与国家分离开来，但在其论述中已经表露出这一思想倾向。

  进一步地，思想言论自由不仅是个体应享的权利，而且对社会、国家无不有益。[15]自此之后，思想家们虽然对市民社会作了诸多不同于黑格尔的阐释，但已普遍在社会与国家二分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了。

这一方面是从一般伦理学的意义上讲，群己权界代表着一种现实的伦理价值观念。例如：   但使人知以一己而托于国群，所由是饮式食，或寝或讹，以遂其养生送死者，实受国家之赐，则所以交于国人者，必有不容己之义务矣。

[47]   如此这般的界定其实充分肯定了政府行政的必要性，只不过他认为应将政府行政权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而尽可能多的赋予国民权利，推动国民自治。  前文曾言，市民社会与国家概念长期重合，但近代以来，不少思想家逐步清晰的表现出将二者分离的倾向，例如英国思想家潘恩就认为社会愈完善，自己就愈多地调整自身的事务，亦就愈少地留有机会和空间给国家。

[48]尤其是工商事务政府不宜介入，所谓此地方之工政，与夫民间商工之业，治以官者所以常折耗，治以民者所以常有功也。[33]这意味着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是社会施用公权力的唯一正当依据，而流俗的纲常伦理并不能作为评判个体思想言行与否的标准，更不能作为社会施用公权力的理由。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45]根据群己权界的通则，这可以对个体权利与政府权力同时起到限制和维护的作用：其一，通过宪法的限定确保个体自由始终游于法中，既如休谟所说的据法自由（freedomunderthelaw）[46]而不致使个体自由滑向恣意妄为，同时也为政府行政保留了必要的活动空间。

[③]   然而，细究之下，笔者发现相关讨论中的社会概念，其内涵往往并不一致。其人之才力聪明，又实与政府比肩，而无多让，而后足为其他山之石。

  [36]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3页。其实，严复还曾自相矛盾的说：   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现代性的国群是以公民个体为主体的社会，因此，也被很多学者称为市民社会（或译为公民社会，英文civilsociety）。  [29]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页。

  [34]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3页。过斯以往，皆为蔑理，而侵其应享之自繇权者。而现代性的国群则是一种现代市民社会生活的组织建制形态，也就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modernnation-state），有学者也称之为国族。[55]这种质疑或误解，或与其概念的混用不无关系。

其中，国群层面的群己权界是通则，需要通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层面的群己权界来具体落实。这也就意味着，严复实际阐述了三个不同层面的群己权界，即（1）国群的群己权界。

[25]   由此可见，群己权界作为实现个体自由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要取消公权力，更不是纵容个体为所欲为（所谓干之云者，使不得惟所欲为[26]），而是以保护个体权利为目的，将公权力限定在不戕害个体自由的范围之内，其底线就在于不干涉个体生命、财产和思想言论的自由。[32]   其中，止于称誉之不隆即表明社会（治权）干涉的方式主要是舆论批评，而社会干涉的内容，除了公恶，还有国家法律未明确涉及的内容。

对此，他特别提出有三类事务政府不宜介入：   第一，从社会进化、国民自强的意义上讲，事以官为之，不若民自为之之善也。[42]因此，他强调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43]那么，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政治国家层面群己权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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